修改后刑诉法对我国现行公诉制度作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也对公诉实务工作如何应对提出了挑战。如何准确把握刑事诉讼制度下公诉人角色的特征与定位，本文作些探讨。

我国公诉人的角色特征

公诉人角色的基本内容，是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控诉，并请求法官作出裁判。然而，由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差异，不同诉讼体制下的公诉人角色也呈现出各自特色: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公诉人角色更接近于律师(“政府律师”或“公诉律师”)，而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坚持对公诉人角色的司法官定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类属于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公诉人角色具有典型的司法官属性和色彩。

1.我国公诉人角色具有明确的司法官地位。司法官是“公平之官”，自当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和义务。但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法律也要求“检察官必须出于法律的利益和公正的需要寻求客观真实，而不仅仅是为了‘反对’被告人”，但法律上检察官并无义务为了被告利益而请求法院宣告无罪或提起上诉，因此其角色并非典型的司法官，而更接近于“政府律师”或“公诉律师”。

而在我国，客观公正义务是检察官的法定义务，刑事诉讼法不仅明确规定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必须全面收集、审查证据，对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均应注意，而且要求公诉人得为了被告利益而抗诉。由此可见，我国的公诉人角色具有明确的司法官地位。

2.我国公诉人角色享有充分的司法官职权。司法权或者说司法官角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居中裁判性，即居于客观中立地位、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作出裁量、判断。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强制侦查措施的审批权、起诉裁量权、审判权等，都具有一定的居中裁判性，因而皆可归入司法权的范畴。相应地，行使上述权力的诉讼角色，不论其系法官抑或检察官，都是典型的司法官。

修改后刑诉法背景下公诉人的角色定位

修改后刑诉法虽然通过恢复起诉全案移送制度，明确控方举证责任，要求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设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等特别诉讼程序，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和动摇我国公诉权的基本构造以及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相反，在修改后刑诉法中，因为强化了公诉人在庭前程序中的司法官职权，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具体而言:

1.“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入法，进一步凸显公诉人角色的司法官属性和色彩。“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入法，对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公诉工作，树立了新的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刑诉法修改后的背景下，作为司法官的公诉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代表国家起诉的“追诉官”，更是承担着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使命的“保民官”。为此，公诉人在职务履行过程中必须恪守客观公正的司法官立场和义务，超脱当事人立场、摆脱控方立场，淡化自身的追诉和胜诉色彩。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迫使检察机关抛弃“大控方”观念，转而加强侦查监督，而这既有利于保障人权，也有助于形塑公诉人客观公正的司法官形象。修改后刑诉法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并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决定的依据。这将迫使检察机关彻底抛弃“大控方”的观念，并与侦查机关进行“切割”。因为，检察机关为避免在后续的庭审环节陷入被动，只能在公诉环节加大侦查监督的力度，尽量在庭前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这既有利于保障人权，也有助于淡化公诉人的追诉色彩，形塑其客观公正的司法官形象。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等特别诉讼程序的设立，扩大了公诉部门的起诉裁量权。公诉人庭前角色的居中裁量性加重，无疑将进一步凸显公诉人角色的司法官属性和色彩。

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公诉工作的应对策略

既然我国公诉人角色的基本定位是司法官，且修改后刑诉法维持并强化了这一角色定位，那么，对于公诉实务部门来说，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从观念、制度、行为以及文化等方面尊重、维护、落实公诉人的这一角色定位。

1.观念上加深对司法官身份的认同感。由于传统诉讼理论的影响，我国公诉人往往比较认同打击犯罪的控诉身份和对审判实施监督的法律监督身份，而对司法官身份则较为陌生并隐隐排斥。但实际上，从历史上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历来奉行“双法官”模式，即检察官与法官皆为司法官，各自居于司法天平的两端，互相牵制又合力维护司法的公正。因此，公诉人迫切需要转变观念，加深对司法官身份的认同感。

公诉人的司法官身份，与其法律监督人身份并不相排斥，相反，两者是高度兼容的。公诉人对法官审判活动的监督，本质上就是一种司法监督，是公诉人基于司法官立场而对同样身为司法官的法官所实施的监督。亦唯有如此认识，才能真正解决审判监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

2.制度上强化庭前程序构造的司法化。既然我国的公诉人角色具有典型的司法官属性和特征，并被誉为“法官之前的法官”、“审前程序中的法官”，那么公诉人所主持的庭前审查起诉程序，在设计和构造上，就应当尽量实现司法化。具体而言，公诉人在庭前程序中应当像法官一样“开庭”。例如，修改后刑诉法第55条规定，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笔者认为，既然立法明文规定该调查核实程序由公诉人主持，而公诉人角色本身又具有司法官属性，那么，该调查核实程序，自然可以类推适用庭审阶段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即由公诉人以“开庭”的方式，通知侦查人员和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到场，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第171条要求公安机关对其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并征求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在“兼听”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排除证据的决定。

3.行为上恪守客观公正的司法官义务。公诉人的角色既然是司法官，应当在行为上自觉恪守“客观公正”的义务。公诉人应当全面收集、审查证据，不仅要收集和出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和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不得单方面谋求给被告定罪，必要时得请求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并得为被告利益而抗诉。

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公诉人过于看重控方角色，追求胜诉的色彩非常浓厚，甚至为求胜诉而不惜违背客观公正的司法官义务。如，实践中有律师提出，有的公诉人只注意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忽视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有的公诉人为了追求胜诉，甚至刻意隐瞒对辩方有利的证据;辩护律师对一些影响案件定性和量刑的证据线索申请检察院调查取证的，往往很难得到公诉人的采纳。尤其是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常见公诉人以法院量刑畸重为由提起抗诉，但却鲜见请求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例。

实践中，如果庭审中因为证据和事实变化，导致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公诉人更多是以撤回起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而甚少提请法院宣告无罪，甚至在一些证据和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被告人无罪的再审案件中，检察官仍然坚持作撤诉处理。凡此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诉人客观公正的司法官形象。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4月1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30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各民族儿童的健康成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计划免疫，是指按照国家和甘肃省规定的免疫种类和程序，利用疫（菌）苗有计划地对特定人群实施预防接种，提高免疫水平，预防相应传染病的发生。
第三条 自治州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和计划免疫保偿制度。
第四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制定儿童计划免疫规划，并保障实施。
第七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儿童计划免疫责任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划定。
第八条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负责本辖区内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疫（菌）苗的逐级订购、分发、运输、冷链管理以及儿童计划免疫考核评价等项工作。
第九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部门的计划免疫专（兼）职人员和乡村医生、个体开业医生，应当在卫生行政部门统筹安排下，承担本责任区内的儿童计划免疫工作。
第十条 自治州各级财政、教育、公安、工商行政、民政、民族宗教、电力、交通、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和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儿童计划免疫工作。

第三章 计划免疫实施
第十一条 计划免疫疫（菌）苗包括：脊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百白破混合制济、卡介苗、破伤风类毒素、乙型肝炎疫苗及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疫（菌）苗种类。
自治州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自治州的实际情况，决定增加计划免疫疫（菌）苗的种类。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地传染病流行情况，在本行政区域内采取强化或应急预防接种措施。
第十二条 儿童计划免疫必须使用由国家批准生产、卫生防疫机构逐级按期供应、在有效期内符合规定效价的计划免疫生物制品。禁止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国家计划免疫生物制品。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对生物制品必须严格按照要求运输、储藏、保管、领发，并对接种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有计划地开展人群免疫水平监测，进行予测预报。
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及接种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免疫技术管理规程》进行预防接种，保证接种质量，如实填写接种证并签定保偿合同书。
第十三条 凡居住在自治州境内的适龄儿童（包括无常住户口、居住达三个月以上的儿童），除患禁忌症者外，都必须按本规定接受预防接种。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托幼机构和学校在办理儿童入户（含暂住人口申报户口）、入托、入园、入学手续时，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和保偿合同书。无接种证、保偿合同书或未按规定进行全程免疫接种的儿童，责成其父母或监护人限期到所属计划免疫责任区为儿童补种疫苗，并取得预防
接种证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五条 育龄妇女应当接种破伤风类毒素，婚姻登记部门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应当查验医疗保健机构的破伤风类毒素接种证明，未按规定接种者，必须补种后方可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儿童计划免疫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并划拨给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使用。
第十七条 推行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制度。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为儿童办理预防接种证明，应与医疗卫生保健机构签订保偿合同，交纳保偿金。儿童计划免疫保偿金收取标准由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制定，报省物价部门批准。
儿童计划免疫经费和计划免疫保偿金，要设立专项帐目，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章 预防接种事故鉴定处理及发病赔偿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成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故和计划免疫相应传染病鉴定小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儿童计划免疫中出现的各种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故以及有争议的计划免疫相应传染病鉴定确诊工作。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鉴定小组应当按照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证明，作为处理和赔偿依据。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具鉴定证明。
第十九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及计划免疫接种工作人员，对发生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计划免疫相应传染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处理，保存有关资料，并及时报告辖区卫生防疫机构。
第二十条 发生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对发生的计划免疫相应传染病有争议不能确诊时，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组织鉴定小组进行调查和鉴定。
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上一级鉴定小组重新鉴定，上一级的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结论。
第二十一条 经鉴定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确诊为相应传染病的，按照保偿合同书有关条款进行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级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造成严重后果的，除对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1
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外，由其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儿童计划免疫任务的；
（二）不履行法定职责，拒绝开展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
（三）违反计划免疫技术规程，弄虚作假，业务指导失误造成预防接种事故或失败的；
（四）玩忽职守，造成疫（菌）苗失效或冷链设备严重损坏的；
（五）挪用、贪污儿童计划免疫经费和保偿金的；
（六）个体行医人员拒绝承担儿童计划免疫任务的。
第二十三条 儿童父母或监护人以及其他计划免疫对象，无正当理由拒绝计划免疫预防接种的，应当给予说服教育，并限期接种。
第二十四条 非法经营儿童计划免疫生物制品，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和卫生部颁发的《预防用生物制品生产供应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罚，即没收其生物制品以及非法所得，并处以相当于出售额三倍以下的罚款；机关单位非法经营计划免
疫生物制品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建议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危害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时，由本级人民政府对部门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因经费原因工作未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一级政府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199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