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三十五号


《安徽省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条例》已经2011年6月24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6月27日




安徽省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条例


（2011年6月24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和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和六安市（金安区、舒城县），以及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江南和江北两个集中区（以下简称省直管集中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活动。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示范区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下简称《示范区规划》），将皖江城市带建设成为产业实力雄厚、资源利用集约、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与长三角地区有机融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

示范区的专项规划、示范区内市、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的制定和修改，应当符合《示范区规划》。

第四条 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应当坚持科学布局、有序承接，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推进自主创新，促进良性竞争、互利共赢。

示范区建设应当采取促进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鼓励先行先试。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示范区建设领导机构负责对示范区建设的统一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决定示范区建设的重大事项；其设立的办事机构承担日常的组织、协调和推进工作。

示范区内市、县（区）人民政府、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是示范区建设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推进机制，履行示范区建设和发展的职责。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示范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平台，支持开发园区合作共建和跨区域发展。

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快集中区建设；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快集中示范园区建设；示范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各类开发园区转型升级。

第七条 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对本集中区的规划、建设等行使管理权，集中区内的乡、镇、街道接受集中区管理机构的管理，具体职责和管理权限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省直管集中区所在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协助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做好有关工作。

第八条 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单独编制本集中区预算、决算草案，定期向省人民政府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第九条 省直管集中区、设区的市的集中示范园区的城乡规划，按照下列规定制定：

（一）省直管集中区、集中示范园区的总体规划经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其中省直管集中区的总体规划由本集中区管理机构组织编制，集中示范园区的总体规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二）省直管集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起步区规划，由本集中区管理机构组织编制，报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集中示范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报所属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省直管集中区内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本集中区管理机构规划建设部门组织编制，报本集中区管理机构审定；需要建设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由建设单位编制，报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审定。

省直管集中区、集中示范园区的城乡规划应当与相关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 示范区实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动态管理制度。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执行国家和省土地投资强度和容积率标准。

示范区实行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统筹。全省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预留一定的比例，专项用于示范区重大项目建设。省直管集中区用地计划指标单列。示范区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可调剂使用。示范区外新增耕地指标可调剂给示范区。

在规划、建设期间，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本集中区的土地管理，省人民政府国土行政主管部门在省直管集中区设立的派出机构具体负责集中区的土地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统筹相关资金向示范区倾斜，支持各级各类承接平台建设，重点支持省直管集中区、集中示范园区建设。

示范区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条件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集中示范园区和各类开发园区建设。

设立示范区产业发展基金，拓宽融资渠道，壮大政府融资平台。

第十二条 支持示范区按照国家规定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担保风险基金、未上市股权交易所，扶持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企业和新型金融服务组织，推进示范区内免费通存通兑。

支持设立服务示范区发展的地方金融机构，支持银行、企业设立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十三条 加快合肥、芜湖出口加工区建设，合理布局物流园区，探索产业聚集区、交通枢纽点、港口岸线与保税区联动发展新模式，增强示范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服务支撑能力。

支持示范区申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场所）。

第十四条 加快示范区港口、航道、公路、铁路、机场、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统筹规划皖江岸线资源利用和港口、机场布局，调整优化沿江港口结构，建设现代化港口群和临江、临空产业。

第十五条 示范区建设应当强化技术创新要素支撑，加快技术创新升级，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推动、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产业承接与自主创新相融合。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利于示范区建设的税费和价格政策，制定合作共建园区优惠政策。

在规划、建设期间，省直管集中区和集中示范园区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予以免收，但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除外。

第十七条 示范区应当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执行产业转移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新建、扩建、改建的项目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扩建园区的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应当与其他基础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转入项目应当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支持示范区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科学管理，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示范区内市、县（区）人民政府、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应当在行政管理、投融资管理、区划调整、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制度保障。

示范区应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推进户籍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提高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执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健全教育、就业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十九条 放宽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领域和行业限制，引导非公资本以参股、合资合作、独资等方式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对外省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转移到示范区内落户的，有效期内不再重新认定。放宽企业集团登记注册条件，允许企业经营范围按大类申请核定。改革企业登记管理方式，试行告知承诺制度。

第二十条 除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的行政审批外，行政审批事项下放由示范区内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不宜下放的，按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省直管集中区内的投资项目，由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审批、核准或者备案；须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由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审查后转报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示范区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经依法报批后在社会经济领域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第二十三条 示范区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将与承接产业转移有关的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并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示范区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法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创新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能，依法处理投资者和企业对行政执法的投诉监督，查处损害投资环境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对《示范区规划》和有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示范区建设目标任务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考核目标管理；对妨碍示范区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示范区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和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对在示范区建设中取得重大成绩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 示范区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省直管集中区管理机构在推进示范区建设中，因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未达到预期效果，但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一）决策和实施程序符合规定；

（二）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

（三）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示范区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相关具体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


评《人民法院收费办法》
万 马*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虽然已经被《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所取代，但这个施行了近18年的诉讼费用规则存在在很多方面制度性缺陷，给实际运作带来无法克服的问题。重新对该办法予以检讨，一定会对新办法的认识有所裨益。
[关键词]诉讼费用 制度缺陷 制定主体 制定依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06讼费交纳办法》）已由国务院2006年12月19日公布，并决定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的颁布预示着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7月12日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89诉讼收费办法》）的终结。《’89诉讼收费办法》施行至今已近18年，它在很多方面存在制度性缺陷，给实际运作带来无法克服的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对该办法进行梳理和检讨，以期将来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批判有所裨益。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89诉讼收费办法》展开讨论。

一、制定主体和依据存在疑问
《’89诉讼收费办法》的制定主体存在问题。疑问之一：中立性。诉讼费用是由一部分诉讼公共成本（即审判费用或叫做审理成本）和一部分诉讼私人成本（即当事人费用或叫做诉讼成本）构成的。[1]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2]如何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呢？免费的诉讼意味着诉讼成本全部转移给整个社会，按照法院的实际开支全额征收讼费则意味着国家将履行公共职能的成本转移给诉讼当事人，故合理的司法政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折中。[3]让法院来制定规则在其自身和当事人之间分担费用，我们可以想像其超然性何在？利益的天平将向哪个方向倾斜？事实已经证明，从目前我国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法院从地方政府获得审判资源普遍不足，诉讼费用收入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国家的财政拨款，法院主要是靠从当事人中获取的审判资源来支撑工作正常运转。这种现状，既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影响了民众利用司法的程度，又严重影响了诉讼资源的充分利用。[4]因此之故，诉讼费用的过高和无法预期，无疑造成人们在法院大门踌躇徘徊，[5]可见，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违背了中立性原则，其法律效果是差强人意的。在当前国库拨款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方利益主体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会使法院把自己摆在不适当的位置，参与市场运行，从而产生不可遏制的盈利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事诉讼案件当作法院的“提款机”。[6]有良法，方有良法之治。没有一个中立的主体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就没有诉讼费用制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疑问二：合法性。《’89诉讼收费办法》没有立法依据。因为它所依据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已随着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的施行而废止了。然而，即使退一步说，《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终止，那么立法上的合法性又何在呢？《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它并没有明确指出由哪一个主体来制定此项规则。同样，《民事诉讼法》没有对《’89诉讼收费办法》进行追认，也没有对最高人民法院授权，该法第107条第3款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如出一辙。同样，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而诉讼费用显然不属于这类问题。所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诉讼费用规则的合法性并不存在。既然《民事诉讼法》没有指明，那么究竟应当由哪一个国家机关来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呢？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和德国的诉讼费用规则都是由国会制定的。法国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这项制度，韩国有关诉讼费用的法律包括《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费用法》等相关法律规则。美国诉讼费用主要是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费用关系。诉讼费用是定额制且数额较低，这些费用在当事人之间如何分担都与法院无关，法院超脱于外，由其制定诉讼费用规则并不违背中立性原则。总之，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费用制度都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我国法律制度的特征更倾向于大陆法系，故也应由立法机关制定诉讼费用制度。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九）诉讼和仲裁制度。”诉讼费用属于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制定诉讼费用制度当属无疑。在民主法制国家都有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侵害保留一直是该原则之核心，即凡国家的事务有侵害人民的生命、自由、权利、财产者，均应保留给代表民意的国会以法律来决定，而不能交由行政机关恣意决定。[7]我国要建设法治国家，欲立于先进民族之林，先进国家之列，世界上一些被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优良制度不可不察，不可不学，不可不用。按此原则，在我国由立法机关制定诉讼费用制度当属无疑。
　　
二、模糊概念充斥全篇
　　法律语言的特点是精确度高，逻辑性强，切实可用。模糊语言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道德性规范大量出现在法律条文中，从根本大法宪法到乡规民约，道德约束性的语言俯拾即是，没有什么强制力。如果一项制度不能用强制力予以监督，那只能是活着的死法律了。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不是法律。可执行性和强制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是一种内心强制，后者是外力强制。模糊概念让人们无法理解其确切意旨，只能妄加揣测和依赖执行机关的随意解释。纵观整篇法条，《’89诉讼收费办法》使用的模糊语言比比皆是。这样的语句有：“实际支出”、“实际成本”、“其他诉讼费用”、“有关规定”、“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正当的诉讼行为”等等这样的字眼和词语。“实际支出”和“实际成本”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89诉讼收费办法》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其他诉讼费用”又是指哪些诉讼费用呢？有关规定指的是哪些规定？“案件的具体情况”界限是什么？“不正当行为”又是如何界定的？这些词语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疑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样的法规，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可能会开出千奇百怪的花朵，结出奇形怪状的果实。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度却无法统一地执行诉讼收费标准，有这些模糊的法律语言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霸王条款”横行纸上
　　这里所谓的“霸王条款”借用了一下《合同法》里“格式合同”（或称“标准合同”、“附合合同”）的概念，所谓“格式合同”就是指在商品或劳务交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定好的以便重复使用的合同。在“格式合同”里往往含有对制定者有利，而对相对方不利的条款，这样的条款一般被称为“霸王条款”。像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组织每每披露并且打击的“霸王条款”就是此处所指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89诉讼收费办法》中的有些条款和“霸王条款”有共同的特点：第一，两者都是在相对方无法知晓的情况下单方制定的，没有双方合意的过程，也没有经过像听证这样的程序，双方信息不对称。第二，二者皆有不合理之处。所谓不合理，意指违背了常识、常情、常理，违背了公平正义之基本理念。往往表现为“免除已方义务，加重对方责任”，并不予以合理提示，令对方忽视或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加以注意，从而“上当受骗”。第三，二者皆表现为博弈双方地位不对等，即条款制定者一方处于优势地位，相对方处于劣势，最终导致了双方获得的利益失衡。当然，双方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一方是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形成的，二者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一是在法院制定诉讼收费规则中出现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借用概念所产生的生动、便利的效果。《’89诉讼收费办法》中的“霸王条款”有：第4、6、7、16、17、18、23、29条。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加以说明。第29条：“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这是《’89诉讼收费办法》中最霸道的条款，也是学者批评最多的条款。在《’89诉讼收费办法》给予法院很大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法院就诉讼费用负担的判决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法院有了错误，当事人连提出上诉的权利都没有。当事人能做的只是在法院决定的诉讼费用计算有异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复核。[8]如此有限的救济途径和手段，根本不可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在当前多数法院很少列出判决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其对诉讼费用的裁判说明理由更不可能了。有权利侵害必有救济是法的基本理念。因此，惟有在给予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决定复议权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决定的上诉权利，才能使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建立确定的预期，也才能使裁判费用负担决定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规制，使法院在诉讼费用关系中享有的绝对权利得到有效制约。[9]

四、自由裁量，随心所欲
法律在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时，其确定性和滞后性往往面临挑战。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规避这种尴尬境地的必要措施。这种自由裁量权在实体法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故意杀人罪的刑罚从死刑到无期徒刑，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3年以上有期徒刑，自由裁量的幅度如此之广。再如，目前民事案件的司法判例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从一元到几十万元的都有，并没有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会带来缺乏操作性、司法不统一等弊端，将其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是必要的。具体到《’89诉讼收费办法》，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体现了自由裁量权的语句，如第4、12、19、21、23、27条。仅举一例：第23条第2款、第27条同时出现了“人民法院……决定”这样的字眼，这些条款充分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诉讼收费规则时给自己预留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些条款的执行标准都没有给出，只能依赖法官的自由意志，任由其自由掌握，这给法律的统一适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对当事人权利侵蚀打造了一张温床。因此，科学构建诉讼费用制度，做到讼费征收范围明确，征收依据和征收标准合理透明，讼费用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对于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将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10]

五、标准太高，抑制诉权
《’89诉讼收费办法》规定，非财产案件实行定额收费制，财产案件实行按标的比例交纳。《’89诉讼收费办法》第5条列出了具体的执行标准。非财产案件，如专利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到400元；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30元到50元。财产案件，按标的额交纳比例最高为4%，最低为0.5%。与同按诉讼标的金额的一定比例征收案件受理费的日本相比……不论是哪一金额段的征收比例，我国都比日本高的多。[11]例如，日本提起诉讼按标的额交纳的比例最高为1%，最低为0.1%。[12]而且，申请执行费同样根据执行金额按比例交纳，比例从0.1%至1%不等。[13]这种过高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事人诉讼费用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大大限制了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14]随着我国GDP的逐年递增，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法院的投入，降低收费标准的时间早已到了。这种太高的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使得当事人因为经济问题而难以“接近正义”，抑制了诉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国家一致认为“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抽象的权利只有在当事人能够承担得起诉讼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具体地实现。如果民众认为诉讼费用高昂或不合理，就会放弃对司法的利用，进而回避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15]私力救济等到方式就应运而生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接近正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16]

六、实际执行，毫无章法
由于《’89诉讼收费办法》语词含混、霸性十足、自由裁量权过大等先天性致命弱点，导致执行的结果令人震惊。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贫困地区基层法院违反《’89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征收诉讼费用的情况比较普遍，“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17]廖永安教授所调查的基层人民法院诉讼费用征收执行标准与《’89诉讼收费办法》相比，超标程度分别达到5倍（侵害人身权案件）、10倍（财产案件）、12.5倍（其他非财产案件）、14—16倍（离婚案件）、16.7倍（劳动争议案件）不等。[18]我们不敢想象，运送和生产正义的法院、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没有模范地遵守法律，却公然置法律于不顾，肆意践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它还有什么权威对他人的纠纷作出裁判呢？法院“乱收费”的理由无非是国库不足，经费紧张，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等。可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维护公正正义重要，因为这个理念是法院的立身之本、道德底线。如果连这一点都丧失了，法院就成了政府或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或“提款机”。[19]与税务等到司掌收税、收费、经济处罚大权的行政机关没有本质的区别了。这种恶劣现象的出现，有其他部门“逼良为娼”的原因（如法院财政权不独立、财政拨款不足等，后面将有所论述），但法院洁身自好是必要的。当今之中国，所有愿意为中国法治化进程做出贡献的法律人，在进入法院之前，都要有这种安于“贫穷”的思想准备，法院本来就不是发大财的地方。司法的性质决定了法院应该远离尘嚣，法官应该安贫乐道。如果想做盖茨、李嘉诚一样的富人，住别墅、开名车，那就去开公司做生意好了，何必向处于纠纷苦恼之中的当事人身上开刀，令其雪上加霜呢？诉讼收费制度是应该抨击的，但是法院里的法官要做坏制度下的好人。法官不仅应该是守法的楷模，也应该是道德的楷模。这样来要求法官是否太苛刻，不切全实际呢？但是从应然的角度上讲，法理中要求的法官形象即是这个样子的。
《’89诉讼收费办法》是我国诉讼收费规则的最主要渊源。继此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收费意见》）中《诉讼费用》一章，是法院收费的又一重要依据。该意见就1991年《民事诉讼法》新设的诉前保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等程序规定了交费幅度范围内制定更为具体的收费标准。《’92收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89诉讼收费办法》的空白。在上述两个收费文件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代不断地对诉讼收费制度加以扩充和细化，一些通过答复下级法院请示，颁布司法解释而形成的讼费征收文件相继出台，讼费征收规则变得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20]


[参考文献]
[1] 参见廖永安：“论民事诉讼费用的性质与征收依据”，《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2] 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72页。
[3] 参见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30－131页。
[4] 参见廖永安：“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改革研究”，廖永安主编：《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页。
[5] 参见吴勇，“论民事诉讼费用”，载《硕士论丛民事法学》，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版，第287－288页。
[6] 参见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354页。
[7] 参见钟风玲：“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期。
[8]《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32条。
[9] 同注[4]，第20页。
[10] 同上注，第7、8页。
[11] 参见“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研究报告”，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四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年版，第5页。
[12] 参见金朵朵：“日本关于民事诉讼费用等的法律”，廖永安主编：《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
护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同注[8]，第8条。
[14] 同注[4]，第15页。
[15] 同注[4]，第6、7页。
[16] 同前注。
[17] 参见廖永安：“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运行现状——以一个贫困地区基层法院为分析个案”，《中外法学》2005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