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主及其限制性问题研究

张基奎

近十多年来，司法改革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目标层次看，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保司法公正（质量）。通过对法院体制、诉讼程序等的完善来保证当事人的话语权，自由处分自己的权益，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二是提高司法效率。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通过对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审判效率，及时有效的满足当事人的司法需求。可以看出，不论是公正还是效率，在价值取向上都体现了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精神所在。
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认为，司法在本质上是国家专政的工具，但并不否认司法的社会服务功能，至少在人民内部是这样的。司法作为对人民权利的判断权，其判断过程的科学性、判断结果的合理性如何，即对“判断之判断”的问题值得关注。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司法权的制约问题，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权有多大程度的信任。
司法民主就是为解决对司法权的制约而提出的，当我们对司法民主化问题进行研究时，也不能回避公众对司法信任状况。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司法的根本权威远没有确立，这里有司法本身的原因，也有政治体制、法律文化等深层次的原因。据有关媒体调查，司法不公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热点之一。司法不公是一个复杂问题，包括谁来做出结论说司法不公；司法不公的根源在哪里等。但是，有点是肯定的，当媒体提出司法不公的问题时，人们首先怀疑的是司法主体——法院及其法官们有问题，而不是关注司法环境的复杂性。可以说，司法民主的提出，也与人们认为的“司法不公”有关，试图通过司法民主，借助法院以外的力量来实现本应该由司法力量本身维护的公正。
在本文的开始，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人们呼吁司法民主的原因。如果司法被包围在被社会不信任的环境中，所谓的司法民主恐怕就是对司法权的分割，司法最终会丧失独立的性格，而沦为“群众运动”、“多数人暴政”。所以，本文对司法民主的研究，首先要建立在对司法予以充分信任的基础上，认为司法的本质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民主的引入在于更好地实现司法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不是对司法权的分割。
一、 司法与民主的关系
司法与民主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从国家的角度，都是为实现国家职能而建立的具体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以军队、监狱、法院等为代表机构都是国家的重要专政工具。国家从产生以后，基本职能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暴力机关是必需的。司法从国家开始运行的时候就存在了，而且成为国家的标志之一。
关于民主，它的产生则要比司法要晚的多。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随着人们对自我的发现、对自由的追求而提出的；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以后，成为资产阶级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民主在政治层面的典型体现在于议会制，通过民选代表来实现公众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思想基础在于在于对权力制衡。
可以发现，在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政治体制来实现民主成为广泛共识。但是，单独在司法领域提出民主化问题还是比较少的。如果说有的话，可能陪审团制度算是一个。但是，陪审团参与案件的审理，主要在于通过普通民众的视角对法律事实的认定，而对该事实最后的法律性判断仍掌握在法官手中。可见，陪审团制度不在于对法律判断权的分享，而只是为了促进事实的认定更接近公众的认知标准。这种对陪审团职能的限制，主要基于司法权独立的高度保护。在他们看来，司法独立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所在。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第一，司法与民主都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方式；第二，司法与民主产生有先后，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第三，对于司法民主这一命题必须保持科学、谨慎的态度；第四，民主政体是实现司法民主的前提，但是民主政体未必需要司法民主来标识。
这里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再具体阐释上面的第三、第四点结论。
不论是我国学界还是实务界，司法民主这一命题提出以来，就有广泛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司法的民主化是对司法活动本身规律性特点的违背，会进一步干扰本就十分薄弱的司法独立；但也有人认为，司法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性要求，是人民司法的具体表现，是实现司法为民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对司法民主这一命题应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厘清其中的利弊。一是搞清楚司法民主的目的是什么？是限制或分割司法权，还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司法本质功能的实现。二是司法民主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好选项吗？换句话说，司法不公的根源在于司法不民主吗？三是民主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问题，即民主方式下确认的正义就是法律意义的正义吗?这些问题，在后面都将得到论证。
2005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在“司法民主”一节中阐述：“多年来，中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国司法在制度和程序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法定等原则，通过实行审级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人民调解制度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司法民主”，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司法制度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司法保障程度是衡量司法民主的根本标准，司法制度本身的民主程度如何则是次要的。由此，我们可以对以上关于司法民主的争论进行如下归纳：真正的司法民主不在于司法程序的民主程度，而在于通过司法对人民民主权利的维护程度；尽管司法制度的民主对实现司法公正也可能发挥促进作用，但是要以不侵害司法的独立性为前提，人民民主政治在司法领域中的体现也在于此。
二、 司法民主问题
上面对什么是司法民主实际上已经有了基本的概括。这里重点就司法程序民主与司法实体民主的平衡问题进行讨论。
民主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也是一种价值信仰。从治理方式的层面看，民主的内容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其共同特点在于重视多数人的意见、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从该层面把民主引申到司法领域中，得出的结论是：司法活动要重视多数人的意见、维护多数人的利益。这一结论很容易被解读为：对司法审判中的裁判结论要考虑多数人的认知程度、价值标准。尽管我们追求法律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尽可能统一，但是就具体案件而言，如果总是对宏观的社会引导功能过多牵挂，就会忽视对具体案情的查证，最后可能导致为了多数人的正义而牺牲个案的正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担忧，主要在于司法活动本身的专业性与民主的民众性之间存在冲突，民众的意见未必是专业的法律意见。在法官严格执行法律的前提下得出的法律结论不应受到民众的质疑；如果该法律结论真的有悖于社会良心的话，民众应该要求议会修改法律，而不是得出司法不公的结论。当然，这里的严格执行法律需要多种复杂因素的促成，而这也是科学落实司法民主所需要考察的。
所以，把民主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引入司法领域必须相当谨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主要表现为：第一，对法官的民主选举。我国法官法规定，审判人员是由相应级别的人大机关来任命的。这种任命尽管和初始意义的选举有区别，但是鉴于人大机关的民意性质，我们可以认为我国法官的产生体现了民意的表达。对法官的民主选举有积极意义，主要在于增强法官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是开展司法监督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民选法官还主要是从宏观正义的角度去考虑的，而在具体案件中更需要法官对具体正义的独立思考。所以，这也是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采取法官民选的原因之一。第二，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这里的监督渠道是多层次的，比如执政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群众的监督、舆论监督等。法院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法院要向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的监督是一种体制化监督，甚至具有权力制约的性质。执政党的监督主要性体现在法院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体现了司法的政治性。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和其他舆论监督都属于社会监督，目前看这种监督没有制度性渠道，处于一种“广场政治”状态。但是，这并不容忽视，由于信息媒质的发达，社会舆论挟持司法判断成为可能，并有了现实例证。
那么，从价值层面看待民主对司法领域的影响是怎样的呢？价值层面的民主在本质上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并建立比较完善的实现体制。司法作为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体系里应当为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提供司法保障；司法民主的本质性要义也在于此，即法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围绕当事人权利的维护来开展司法活动，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评价建立在给予当事人充分尊严的基础上。这种尊严体现为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地位的平等；当事人不因可能承担败诉的后果而被歧视；当事人能够自由表达、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从我国的对国家本质的宣示看，司法民主主要是价值层面来予以倡导的，这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精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司法的基本定性——司法的人民性。
司法民主从根本上讲是价值问题，但也是技术问题。在司法程序民主与司法实体民主的平衡上，我们无疑应当首先强调司法的实体民主，即司法对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程序民主没有独立的价值。正如人们对形式正义的追求一样，当对实体民主产生分歧时，人们不妨通过对形式民主的建立和落实形成对司法公正的确信。许多疑难案件在直接追求实体正义上存在很多困难，这时候如果在公开审判、公平对待当事人诉讼权利做得很充分的话，也会达到息诉服判的效果。相反，一些简单的案件由于法官对庭审细节的忽视或者对双方当事人态度迥异，可能引起合理怀疑；即使在程序、实体上都是合法的，败诉的当事人可能也会认为判决不公而上诉或申诉。
三、 社会主义民主对司法的影响
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建立两个前提下：一个是民主的阶级性；另一个是司法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我国的国家性质被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示了我国民主的阶级性以及民主与专政的辨证关系。司法的人民性实质上也是说司法具有阶级性，但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就人民司法的表述而言，人民是司法的主体，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司法的根本任务；司法所维护的社会正义在人民司法的视野里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穿其中的根本方法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民主对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制度层面。一是法院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二是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三是接受政协等民主团体的社会监督。
（二）价值层面。人民司法为人民，简称为司法为民，不仅是司法的民主功能还是专政功能，都以是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服务经济社会大局、是否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为根本指针。这里的疑问是，司法从法律运行体制上讲是对立法产品的执行，司法所秉承的价值取向是由立法产品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司法为民的根本前提是立法产品在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方面具有周延性；在我国法律体系的周延性恰恰还需要加强，此时对法官的理解法律、自由裁量的素质要求更高。而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不如人意又增加了司法为民的障碍。
（三）目标层面。司法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公正，但是对什么是公正又有许多不同的论述。笔者认为，公正由公平与正义两个要素组成，又具体分为公开、平等、正确、正当四个次要素。对公正的衡量有程序标准，如司法制度公开、审判公开、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也有实体价值标准，如对法律基本精神的领会与贯彻、对人性的尊重、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服从。社会主义的公正观也有自己的特点，至少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三是符合先进文化、主流价值的基本追求。司法民主不论从方法层面还是从价值层面都应当为司法公正服务，并把是否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作为评价司法民主正当性的根本标准。
四、司法民主的制度设计
司法制度的设计主要在于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当把司法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看待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实现两项功能：一是整合功能。通过对司法民主的制度设计，整合司法资源，改进司法活动中存在的不足，增强司法机关的社会沟通能力，落实司法裁判的引导、教育功能，树立司法威信。二是限制功能。要注意到民主的方法并不绝对适合于司法活动，司法的民主化可能对司法独立、进而对司法公正产生的干扰。
这里的重点是要处理好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的关系。通说认为，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真正的法治。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看，司法独立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法治所要求的理想状态，制约司法独立的体制性“瓶颈”还没有得到改观。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实行司法民主有怎样美好的动机，都会让人担心成为干扰司法独立的又一“紧箍咒”。因此，消除法学家们的担忧应当是在司法民主制度设计中必须考虑的。笔者认为，司法民主与司法的独立也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其统一性体现在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而对立性的表现有的在于技术层面的协调问题，有的则在于对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本身的误读。前面提到，科学、理性的司法民主并不是对司法权的分割，恰恰相反，它以尊重和维护司法权的独立为前提，通过制度性民主路径对司法裁判进行监督、评价；民主方式即使进入司法的程序过程中，也不能越俎代庖，不能把社会公众的意见强加给法官，必须留给法官独立判断的空间。另一方面，司法独立并不要求把法官与社会完全隔离起来，法官更多地体察社情民意可能更有利于他们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而所谓的独立则主要体现在法官经过专业的法律培训，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法律是进行裁判的唯一依据。
下面主要从司法程序的层面，就一些体现司法民主的具体制度进行探讨。
（一）司法公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法制度的公开宣示，让当事人了解诉讼的具体程序、自己在诉讼的角色、地位以及权利义务；二是审判公开，对各类案件以公开审判为原则，通过公开透明的庭审程序，赢得当事人和社会公正的信任。司法公开本身就是“看得见的正义”，为人们观察司法活动提供途径，为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保障。但是，应当注意到，司法公开要遵循两项限制：其一，公开不是绝对的，必须留给法官充分的私密空间，能够平静地进行独立判断；其二，司法公开赋予公众的知情权在于对案情的知晓，而不是对法官判断过程的知晓，判决书上的说理部分也是法官的独立思考后的“判断结果”，而不是“判断过程”。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主要从前苏联借鉴过来的，成为体现人民司法的标识。 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是对新时期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探索。根据《决定》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参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或者当事人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从法理的角度，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案件的社会影响大小决定了该案件是否有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一方面反映了司法的权威不高，人民陪审员成为增加裁判权威的砝码；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不自信，缺乏有效的社会共同能力，把人民陪审员作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其二，当事人申请人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反映了当事人对司法机关不信任，也是对独立司法权的挑战。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国外的陪审团制度不同，国外的陪审团仅限于对案件事实的审查，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在事实审、法律审上与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力。《决定》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这实际意味着非法律人员行使司法权成为可能，是否与司法权的专属性、司法活动的专业性产生冲突呢？这是学界和实务界许多人反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理由。
（三）合议庭与审委会制度。这两项制度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型，是司法民主在法院内部的体现。在合议庭制度中，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的权力是同等的，对案件评议时，都可以就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发表意见。一般先由陪审员、审判员发表意见，然后由审判长发言。如果合议庭的成员意见不一致，应当开展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实记录在案，最后形成多数意见作为判决的定论。合议庭制度的建立主要基于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集思广益，准确认定事实，形成正确判断，减少错案。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合议制流于形式，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名为合议庭审判、实为单个法官独自办案、三人署名的习惯做法。因此，就大多数案件而言，名义上是合议庭审理案件，实际上每一个具体只有一位承办人，由承办人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负重要责任。从庭前准备、证据调查到案件裁决的基本意见都是由承办人一人独立完成，其他合议庭成员并不直接参与审判活动，只是在最后评议案件时，凭阅卷和承办人的汇报意见，就承办人的裁决意见进行表态而已。 可以看出，在合议庭制度中，司法民主还需要加强。
经过合议庭的重大疑难案件，院长认为有必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规则与合议庭相似，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抵御司法干预、保障司法独立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审、判分离等缺陷。
五、 司法民主的限制性问题
本文对司法民主问题始终采取谨慎态度，既要肯定司法民主在价值层面的积极意义，又要防止民主方式对司法独立的干扰。这里重点就对司法民主误读典型问题进行阐述。
（一）司法大众化。社会主义司法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性，即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目标。司法民主建立在司法的人民性的基础上，但是不论是司法民主还是人民司法，都是建立在遵循司法本身的专业性规律的基础上的，特别要主要防止“全民司法”、“群众式司法”的大众化倾向。
司法大众化与司法人民性有根本区别。司法大众化，首要的表现是公众成为“法官之法官”，司法裁判的正当性由公众决定；其次是公众直接参与司法活动，典型的表现就是公审大会，让群众直接分享司法权；再者是司法丧失专业性，对当事人是非评判的依据是“群众感觉”、“群众习惯”等不确定的东西。
司法人民性主要着眼于司法的内在本质特征，通过对司法本质特征的发现，提示司法活动应当坚持的根本方向。科学的司法民主要贯彻司法的人民性，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才能避免司法大众化的歧路。
（二）司法政治化。社会主义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表现为法院要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在司法活动中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的政治性不等同于司法政治化。尽管司法活动在本质上也属于政治活动的范畴，但是，司法独立于其他政治系统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符号，而司法政治化恰恰使司法成为政治的附庸。
司法政治化的特点是：其一，司法为特定的政治任务服务。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活动。其二，司法活动为了政治需要而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其三，司法政治化的实质是人治。
（三）司法民意化。司法裁判要符合主流民意所表达的价值，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司法的社会性首先是由司法本身的历史任务决定的，通过司法建立比较稳定的价值标准体系，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其次司法的社会性在于引导社会、教育公众，为公众提供可预期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最后，司法的社会性以坚持司法的法律专业性为前提。与之相比，司法民意化的典型表现在于民意挟持司法，在司法作出裁判前，民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司法判断，实现“多数人的暴政”。司法民意化看起来具有司法民主的特征，但这种民主形式往往是混乱的，甚至具有欺骗性。特别是当媒体裹挟民意的情况下，法官在“民意媒体”的监督下很难顶住民意的压力，作出独立的判断。

总的来说，司法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通过司法民主实现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司法保障；但是，司法活动专业性要求司法的职业化，而不是大众化，要防止“大民主”的方式对司法独立的干扰。司法民主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要以是否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为根本标准。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已由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1999年5月27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维护建设工程活动各方及工程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安装、管线敷设、建筑装饰等工程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是指在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批准的设计文件和依法订立的合同中，对建设工程以及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的安全、适用、耐久、经济、美观，体现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等综合要求。
第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实行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负总责。
第五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工作。
地、州、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对建设工程质量实行管理。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具体负责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第六条 交通、邮电、铁路、民航、水利、电力、环保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专业建设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
第七条 用户有权就建设工程质量问题，向建设、设计、施工单位查询，或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投诉，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负责处理。

第二章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第八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监督制度。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取得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方可承担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任务。
各专业部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监督专业建设工程，接受同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九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综合监督检查；
（二）负责核查与受监督建设工程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和建筑构配件、金属结构门窗生产等单位的资质，并对其质量保证体系的完善和实施进行监督；
（三）对竣工的建设工程进行质量等级评定，核发建设工程质量等级证书；
（四）处理一般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参与处理重大建设工程质量事故。
第十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根据建设工程进度和实际需要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和抽查，重点检查施工中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其他主要部分。
第十一条 未经验评质量等级或者验评为不合格建设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检测。
建筑用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测试报告、工程质量检测报告应当由具有法定资格的检测单位提供方为有效。检测单位对所提供的数据及检测报告负责。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试验单位应当取得省及省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经同级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后，方可承担检测、试验任务。
工程质量监督员、检测试验员应当取得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监督证、检测证，持证上岗。

第三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工程特点和技术要求，按有关规定选择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并依法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合同中必须有质量条款，明确质量责任。
因建设单位的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由建设单位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建设工程开工前，应当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质量监督手续。按有关规定选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
第十六条 工程建成后，由建设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由验收人员签字负责。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的房屋，应当符合设计要求，提供有关使用、保养和维护的说明；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负责维修，影响日常生活的，在24小时内及时维修。

第四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
第十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按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业务，不得无证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勘察、设计任务。
不得转让、转借勘察、设计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工程勘察设计标准、规范、规程，满足设计任务书和合同的要求。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生产厂家和供应商。
第二十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参加图纸会审和进行技术交底；参加建设工程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含主要隐蔽工程）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参加建设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并提出技术处理方案，对由于勘察设计原因而造成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设计文件必须按规定报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未经设计单位同意和原审批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
第二十二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向所设计的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派驻设计代表。

第五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资质等级承接工程，不得无证施工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包工程。
不得转让、转借施工资质证书。
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勘察设计文件和技术标准施工，对因施工而造成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第二十五条 实行总承包的建设工程，总承包单位对建设工程质量和保修工作负责。总承包单位将部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对其分包的建设工程质量和保修工作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接受分包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并不得再次分包。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加强职工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全面落实质量责任制，强化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和计量、检测等基础工作，并对其质量检测数据、隐蔽工程验收资料负责。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规定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试验。禁止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时，施工单位应当按规定上报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完工后，应当提供完整的建设工程质量档案和有关经济技术资料。

第六章 建设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实行建设监理制。
建设监理单位应当配备足够的合格监理人员，对所监理工程质量全面负责，依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规程、规范、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合同等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理，对因监理而造成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 建设监理单位不得转让监理业务，不得无证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监理业务，不得转让、转借监理资质证书。
第三十二条 建设监理单位不得与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有隶属关系，不得是监理工程的施工、设备制造和材料供应单位或者上述单位的合伙经营者，不得与监理工程的施工、设备制造和材料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监理人员不得与受监理工程的施工、设备制造
和材料供应单位有经营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七章 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和保修保证金制度。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建设工程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工程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民用与公共建筑、一般工业建筑、构筑物的土建工程为一年，其中屋面防水工程为三年；
（二）建筑物的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安装工程为六个月；
（三）建筑物的供热或供冷为一个采暖期或供冷期；
（四）室外的上下水和小区道路等市政公用工程为一年；
（五）其他特殊要求的工程，其保修期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合同中约定。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保证金，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合同中约定，一般不超过合同价款的2％；质量保修保证金在拨付工程款时扣除；其他任何部门或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施工单位交纳质量保修保证金。工程竣工保修期满，质量问题处理完毕后本息一起归还施工单位。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因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原因造成质量问题的，由施工单位负责返修，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因不可抗力以及使用不当造成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不属于质量保修范围。
第三十五条 在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期内因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合格造成质量问题的，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质量责任及返修费用：
（一）属于施工单位采购的，由施工单位承担；
（二）属于建设单位自行采购或者指定采购的，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属于检测、试验单位提供数据有误的，由提供数据单位承担。
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自接到保修通知书之日起，必须在七日内到达现场与建设单位共同商议返修项目。未能按期到达现场的，建设单位有权自行返修，所发生的费用按本条例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规定负担。施工单位无故延误维修导致损失扩大的，施工单位对扩大损失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未按规定选择监理单位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建设工程投资预算5‰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下罚款；
（二）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工程的，处建设工程投资预算5‰以上10‰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不按规定解决用户投诉质量问题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四）不按规定退还质量保修保证金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除按规定退还保修保证金外，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上述行为之一的，除给予上述处罚外，还可提请房地产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吊销其资质证书。
第三十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无证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勘察、设计任务，转让、转借勘察、设计资质证书的，责令改正，没收全部勘察、设计费用，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二）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工程勘察设计标准、规程、规范的，责令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致使工程发生质量问题的，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
销资质证书；
（三）未按规定向施工现场派驻设计代表的，责令改正，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接施工任务的，予以取缔，并处承包工程造价2％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超越资质等级承接施工任务，转让、转借施工资质证书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承包工程造价2％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三）未按国家和省有关技术质量标准、规程、规范、设计文件及合同规定施工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承建工程造价5％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四）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及设备的，责令改正，处所用材料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五）转包、违法分包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转包、违法分包工程造价5％以上10％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建设监理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转让监理业务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二）无证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监理业务，转让、转借监理资质证书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三）建设监理单位与勘察、设计、施工、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是受监理工程的施工、设备、制造和材料供应单位或者上述单位的合伙经营者的，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四）对未能履行职责造成质量问题的监理单位，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对未能履行职责造成质量问题的监理人员，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执业资格。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试验单位伪造检测数据、检验结论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全部检测费用，可并处检测费用十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可提请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0元以
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因建设工程质量问题造成人身或者其他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第四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谋取私利的；
（二）发放的质量等级证书与实际工程质量不符的；
（三）不认真履行职责，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四）不按规定收费和罚款的；
（五）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没收入的；
（六）违法进行检查或者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
（七）违法扣留资质证书的；
（八）其他不依法执法的行为。
违反上述规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