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 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检察权/价值论/形而上学
内容提要: 司法权标准存在先验性，经不起追问；研究缺乏价值论的引导，忽视宪法的罗盘作用；缺乏以普遍联系的、发展的、矛盾发展动力观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指导，存在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倾向；缺乏实践论引导，比较法的运用过于简单，甚至将本体论当作方法论来对待。


近10年来，关于检察权的属性问题和法律监督的合理性问题，观点之分歧、对立，讨论之活跃、持久在刑诉法的研究中尚不多见。面对纷繁复杂、眼花缭乱的各种声音，有必要跳出学科的束缚，变换视角，冷静地进行哲理性反思。哲学虽然不是“科学的科学”，但以前提批判为思维特点的哲理性反思常常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科学史上，“日心说”之于“地心说”，“进化论”之于“创生论”，“非欧几何”之于“欧式几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于“经典物理学”，无不是对人们公认前提大胆批判的成果。因此，“大科学家必然是大哲学家，不是大哲学家难以成为大科学家。”[1]对于社会科学更是如此，马克思、康德、黑格尔、韦伯、哈贝马斯等耀眼的思想家无不更是大哲学家。当我们在研究中踯躅不前、彷徨困惑之际，哲理性反思也许会在混沌中带来灵光的闪耀，让我们眼前一亮。

一、反思之一：本体论的先验性问题

什么是检察权？面对这一本体性追问，归结起来，主要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司法权与行政权双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等四大观点。前三种学说基于三权分立的框架，姑且称之为三权分法。法律监督权说与三权分法的视角并不一样，分类标准也不相同，逻辑上倒也不存在冲突、矛盾之处，可以和前面的某一种学说并列。法律监督权论的提出并未终止司法权、行政权之争，如万毅博士就认为“探讨检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性质问题，主要是为解决检察权的独立性及其身份保障问题，因此，应当返回问题的始点，回归‘行政权——司法权’这一研究范式。”[2]于是，什么是检察权的问题就转换成什么是司法权的问题。

什么是司法权？司法权的界定标准是什么？持检察权是行政权的学者一般有两种标准，其一是认为“司法权是判断权”，其二是列举司法权的几个特点而将检察权排除在外。“司法权是判断权”的命题似乎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谬误，但是它能说明什么呢？法官审案固然需要判断，但检察官公诉难道就不需要判断？警察侦查破案难道不需要判断？笔者鲁钝，实在想不出什么样的权力行使不需要判断，立法、军事、外交、行政决策、行政裁决等，哪一样可以不做审慎判断而任意行事？司法权是判断权，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判断的权力就是司法权呢？

在国内，不知从何时起，“司法权是判断权”的命题忽然成了一些学者的大前提。如有学者直接就在文章的开头写下：“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行政权与司法权虽然同属执行权，但两者大有区别。它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3]这大概是国内“司法权是判断权”的较早的权威性表达。至于命题的成立理由，该学者后来在其专著中写道：“‘司法权是判断权’的命题其实无需论证，因为它是一个事实，我们只是将它加以阐释；它是一个常识，我们只是把它加以强调；它是一个真理，我们只是将它加以重申。”[4]优美的排比句掩饰不住内容的空虚，“司法权是判断权”这一命题强烈的先验性跃然纸上。当然，也有学者对“司法权是判断权”的命题做了论述：“司法权之所以是一种判断权，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1）法律非经解释不能适用；（2）案件事实非经证据审查不能确定。”[5]（P9－11）据此标准，不仅检察权是司法权，就连公安机关的职权也是司法权，因为它们都要审查证据、解释法律。所以该论者在其“司法权的理论起点”这一论题最后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因此，在这三种权力中，司法权有着最为典型的判断权形态。”[5]（P20）至于什么是“典型的”什么是“非典型的”，为什么“非典型的”权力就不是司法权等接踵而至的问题，论者没有给出答案。

在国外，“司法权是判断权”的命题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出处。汉密尔顿说过：“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6]但他并没有说“司法权是判断权”，更没有认为其它权力不需要判断或者有判断的权力就是司法权。众所周知，汉氏所指的司法部门主要是美国的司法部门，并且，其所说“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显然与事实相悖。将这样的带着“硬伤”的片言只语当作大前提，无疑有失严谨。有学者认为“对于司法权，托克维尔早在100多年就曾直接视为‘判断权’，也就是裁判权的意思。”[7]（P4）顺着论者的指引，详细查阅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相关章节。托克维尔说：“司法权的第一个特征，表现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案件进行裁判。”[8]这其实说的是司法权的第一个特征是“案件裁判权”。而“案件裁判权”是不是就等于“判断权”？历史和现实表明，如何裁判案件，不同司法模式下差异甚大，绝不仅仅只是“判断”，并且，托氏没有任何地方说“判断”专属于司法权，而其它权力不需要“判断”。整篇文章，没有地方表达了“司法权是判断权”的命题，更看不出判断权何以成为界定司法权的标准理由。另外，有些学者列举的司法权的特征作为司法权界定的标准也令人困惑。比如有论者认为司法权应当具备终局性、中立性、独立性、消极被动性的特点。[9]还有论者认为司法权应当具备独立性、被动性、公开性、多方参与性、亲历性、集中性、终结性等。[7]（P13）然后将检察权与之比较，认为检察权不是司法权。比较两位学者列出的司法权特征，共同点是终局性、独立性、被动性。两学者的标准明显是针对审判权，且主要是美国的审判权设定的，其论证思路究竟是先有司法权标准，还是从审判权特征中倒推出司法权标准？并且，奇怪的是，公正性居然没有被列为司法权的标准，难道司法不以公正为显著特点？离开了公正，司法还有什么存在意义？可是一旦将公正性列为司法权标准，检察权就同时具备了司法权公正性、独立性两大特点，检察权的司法性是不是反而被强化？另外，如果严格以终局性、独立性、被动性为标准，将会发现符合标准者寥寥无几。英国的上议院是终审法院，法院权力的终局性不能完全成立，其独立性因此也不彻底，英国的法院因此还不能算作司法机关；法国、德国的法官在职权主义的模式下积极主动，明显不符合被动性特点，其法院当然不能算作司法机关；中国的法院积极主动，只有审判独立而无法官独立，有时审案法官还要听命于审判委员会，并且，法院居然还行使执行权，那就更不是司法机关了。那么，只有当下美国的法院才是司法机关，这恐怕有些太骇人听闻吧？即便如此，当美国法官按“藐视法庭罪”行使权力时，被动性似乎也不复存在，更遑论其创设判例之时，难道这世上原来没有司法机关？并且，据此标准，司法权又如何与仲裁权相区分呢？某种意义上说，仲裁权比司法权更具有独立性、被动性、终局性，而仲裁权与司法权的差异其实也不难发现，就是司法权具有国家强制力而仲裁权没有强制力。那为什么不把国家强制性列为司法权的标准之一呢？而一旦将强制性列入司法权特征，检察权无疑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那么，检察权岂不更是司法权了？显然，学者的司法权标准不仅来路不明，而且客观性、逻辑性值得商榷，不能完全排除为了论证的需要，主观上刻意裁剪的嫌疑。

二、反思之二：价值论的缺位性问题

与其追问检察权的本质是什么而莫衷一是，不如厘清中国的检察权是什么，承载着什么样的价值与使命；与其在本体论的泥沼中挣扎，不如以价值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检察权。不难发现，法律监督权说跟三权分法的分类标准不同，法律监督是检察权行使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是一种价值性范畴，而三权分法其实是从检察权的行为方式上作的区分。研究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应该按哪种权力模式运作的问题。显然，这是目的与方式的区分。因此，探讨法律监督权问题，无需与三权分法相联系。

关于检察权应不应该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争论同样激烈。尽管结论各异，但是论者们的研究路径却十分相似，通常是“国外如何、中国如何、历史如何、现实如何，所以应该怎样”的套路，即都是一种在休谟意义上的“从事实到应当”的路径。根据“休谟定理”，规范性的命题不可能基于纯粹的事实性陈述而获得理由。[10]即，不能从“事实”中推导出“应当”。既然法律监督是检察权存在的目的，那么，法律监督权其实就是属于“应当”这样一个价值性范畴，怎么可以仅从“事实”中推导呢？学者们这种“从事实到应当”的方法路径是不是有些单向和片面了呢？显然，价值论处于缺位状态。众所周知，价值是一种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所以，是否将检察权建构成法律监督权取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需要。理论上，众多思想家早就指出监督权力的重要性。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11]（P362）“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2]（P154）现实中，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因此，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追求一种监督制约权力的价值完全具有正当性。我国1982年《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明确的宪法定位，已指明了检察机关建设、发展的方向。建构检察权、解释检察权，均应从法律监督的角度进行。但是，在后续的制度建设中并没有按照法律监督机关的标准赋予检察机关各种应有的职权。这种制度跟进的断裂，导致法律监督机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不副实，给人一种法律监督就是诉讼监督的错觉，以至于有学者干脆主张“建立以公诉为龙头的检察职权体系。”[9]制度层面的不足导致检察人员在法律监督工作中也感到法律监督权偏软，实效不足。那么，当普通法律与宪法不一致时该如何应对？是修改宪法适应普通法律，还是完善普通法律支撑宪法？

波斯纳有句名言：“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13]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只能指引方向、表达价值，而不能像普通法律那样制定详细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包括有些上层立法者普遍缺乏宪法意识和宪政精神，所以在具体的法律制定中，缺乏紧扣以法律监督为主题的意识，导致大量法律中没有体现出法律监督的目的。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宪法这个“罗盘”是失灵的，恰恰相反，社会转型中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客观存在印证了当年制宪者的深谋远虑。宪法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的规定，为我国监督、制约权力，反腐倡廉提供了现成的宪政资源。“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4]对普通法律尚且如此，对于宪法更应心怀信仰，当现实与宪法不一致之时，我们是轻言否弃宪法迁就现实，还是以宪法为指导改造现实？正如在大海之中，当航线偏离了罗盘的方向时，我们应该是扔掉罗盘按原来的路线继续向前，还是应该按罗盘的指引调整方向？答案不言而喻。

三、反思之三：认识论的形而上学问题

如何认识检察权？如何认识检察权在各国的外在表现及其内在原因？面对这一问题，有着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世界，形而上学则用孤立的观点看世界；唯物辩证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形而上学则用静止不变的观点看世界；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形而上学则否认矛盾的存在。”[15]而如今我国的检察权研究中，有某些形而上学的倾向。

第一，缺乏普遍联系的意识，孤立地看待检察权。检察制度不是孤立的，从法治的角度看，它既是我国的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部件，同时还是我国宪政制度的有机构成。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不仅是国家惩治犯罪、保护人权的权力运行机制，还是国家防治腐败、统一法制的权力监督机制，是人民当家作主为理念的民主、法治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检察权的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这一大的制度背景。那些认为应当将检察机关简化为公诉机关的观点，显然仅将视野局限在刑事诉讼这一狭窄的领域。这些论者的主要依据往往是英美的检察制度，而不顾不同国家之间政治、法制、社会等客观方面的巨大差异。孤立的视野必然是片面的。孟德斯鸠在谈论“法的精神”时早就说过：“法律应该同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务的秩序也有关系。”[12]（P6－7）

不少人对于法律监督的理解也很孤立、片面。其一，将法律监督的方向片面地理解为“上级监督下级”。如有论者说：“法理上，法律监督权的内部构造和运作机制表现出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即上下性和单向性。在权力位阶中，监督者必定处于上位，被监督者必定处于下位，相互之间的法律地位是非平等的；法律监督行为是针对被监督行为的违法性而实施的法律行为，监督者可以监督被监督者，而被监督者却不能反监督监督者。”[16]这种逻辑显然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悖。试想，监察部是行政监察机关，专门从事监督活动，难道它就比其它部委乃至比国务院的法律地位还高吗？事实上，监督至少有三个向度，即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为了行使管理权，因而具有管理的功能；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督是为了相互制约，因而具有制衡的功能；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则是为了提请上级注意自己的行为，具有提示的功能，同时，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具有参与管理的功能。”[17]不同向度的监督虽然具体目的并不相同，但根本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其二，对于国家的权力监督系统视而不见，将法律监督片面地、孤立地理解为国家唯一的监督机制。有论者说：“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检察法律监督模式最根本的制度性缺陷。”[16]其实，我国的权力监督系统是多方位、立体的，绝不仅仅只有法律监督这一种机制。并且，法律监督权本身也是受实体法规范、程序法制约的，是一种有限度的、程序性的权力。检察官在公诉活动中监督法官，但检察官自身也受法官的制约，最明显的在于检察官的权力被限定为程序启动权和建议权，实体处置权、决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法官手里。另外，还受被告及其辩护人、受害人以权利方式制约。此外，还有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媒体监督、舆论监督等，检察官如果是党员的话，还要接受党纪监督。置如此严密的监督系统于不顾，担心法律监督权异化为绝对权力不免有些杞人忧天。

第二，缺乏发展意识，静止地看待检察权。我国的检察制度创立时间并不长，文革中还曾经中断，在制度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某些问题很正常。出现了问题，是研究、解决问题完善制度，还是全盘否定另起炉灶？关键看制度存在的根本条件有没有消失，凸显的问题是否无法解决。我国的检察制度，其存在基础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显然没有任何变化，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运行无效或者明显不公，因此，另起炉灶的设想既不严肃，也不认真。事实上，我国检察制度出现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检察机关行政色彩较浓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检察独立的制度保障来解决；对于公诉人当庭监督可能影响法官中立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规范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加以解决。不止我国的检察制度应该根据实践动态的改革、完善，其它国家的检察制度也经常作改革完善。不仅检察制度如此，各国大的司法制度的改革同样也处于进行时状态。纵观各国检察制度、诉讼制度，遇有问题即重起炉灶的做法未尝有闻。

第三，缺乏矛盾的发展动力观，错误地对待矛盾。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其实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律监督的目的在于防止法官滥用权力，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而独立审判的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审案受到非法干涉，妨碍司法公正，显然，二者的目的具有同一性。斗争性则表现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行为可能非法干涉法官的独立审判。这显然不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法官独立审判并不是不接受任何监督，法官同样要接受各种制度的制约，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这就使对于审判的法律监督有了存在的基础。关键在于合理设计法律监督的方式及具体的权限。现在已经从当庭监督改革为庭外监督，有效缓解了控审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是矛盾推动发展的鲜活例证。另外，矛盾的普遍性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畏惧矛盾、回避矛盾，或全部照搬某些西方国家的模式，矛盾照样存在。邯郸学步、淮橘为枳的教训在我国的法治探索进程中并不少见。孟德斯鸠在周游列国后感叹：“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12]（P6）

四、反思之四：方法论的简单化、错位性

如何改革、完善我国的检察制度？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循环中，不断丰富、完善我国的检察制度无疑是正确的方法论。遗憾的是，当下的检察权研究借助实证方法的很少，尤其对于那些语出惊人的批判者们，笔者从未见到有谁通过实证的方法去证明：因为检察机关同时是法律监督机关，所以刑事案件的法官就因此而枉法裁判了，或者刑事诉讼明显不公正了。检察官的存在是不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原因？要证明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只要比较一下刑庭法官与非刑庭法官“出事”的数字即可见分晓，如果明显高于非刑庭法官，那么结论将变得可信起来。没有任何批判者提出过此类数字。想到这一点很难吗？显然不是。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出事”的法官却主要不是刑庭的法官，这些非刑庭的法官下有最基层法院的审判员，上有各级法院的领导。这些是不是反过来证明：检察官的在场正是刑庭法官“出事”少的原因所在？

比较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比较必须客观、全面。有些学者常以美国为例，认为美国抗辩式的刑事诉讼非常公正，而美国的检察官只是诉讼的当事人而不是法律监督者。事实上，美国人自己却清醒得多。以法律现实主义著称的美国大法官弗兰克对美国的诉讼制度中的“富人游戏”、“司法竞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一句话，律师的目标是胜诉，也就是说在斗争中赢得胜利，而不是帮助法院发现事实。”“我们现在的审判模式好比是在一位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往他的眼睛里撒胡椒粉。”“即使有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律师，如果开庭之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案件所必需的证据调查，一个人可能还是会输掉他本来应当胜诉的案件。”[18]另一位美国大法官弗里德曼在其《法律制度》中多次坦言美国法官的阴暗面，比如“一份底特律交通法院案件的研究发现某人如果穿脏而皱的工作服上法庭比穿笔挺的西服上法庭更有可能被法官投入监狱。”“被告是受害人，法院官僚主义只关心把工作干完，他们处理人就像肉类加工厂处理牛肉。”[19]显然，美国大法官的切身感受打破了美国的司法神话。这给我们对简单比较的研究方法敲响了警钟。

还有更为糟糕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将本体论范畴的探讨延伸到方法论之中。关于检察权的本质按三权分法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司法权与行政权双重属性说等观点。这三种学说哲学上都是一种“理念论”，如果仅作本体论的追问，问题也不大，但学者们却是将其当作方法论来研究，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的缺陷。“理念”的概念，源自柏拉图，是指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一种为人理智所认识但又外在于理智的存在，是事物的原型，人们对“理念”的认识、掌握，只能通过“分有”、“摹仿”的途径实现。[20]表面看，“理念论”追问的是检察权的本体论问题，但是，寻找本体只是手段与工具，真正目的仍是通过证成检察权的某种“本质”去引领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理念论”事实上转换成了方法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转换，隐藏了难以克服的缺陷，这就是：将部分特征误读为本质，以偏概全，排斥本质以外的特征。

尽管对检察权的本质属性争议很大，但学界对检察权兼具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特征分歧并不大。这就是检察权同时具备司法权的独立性、公正性特点和行政权的主动性、组织性特征。既然检察权同时具备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主要特征，将其所谓的“本质”硬性纳入其中的一种难免显得牵强附会，因此，双重属性说相对客观些。但是，将检察权“本质”定性为兼具司法权、行政权的“双重属性”无疑又与“本质”之概念相矛盾，哪里有双重的“本质”呢？“本质”作为事物的原型，也就是“理念”，自然纯之又纯，不应该与其他事物的原型相混淆。一旦混淆，说明所寻找到的“本质”并非真正的“本质”。林钰雄教授就说：“平心而论，司法官署说（即双重属性说）与其说是理论上解决了争论百年的行政官—司法官之争，毋宁说是跳出此一争论的思考窠臼，因为本说并未真正回答传统的提问方式，也不认为此种提问方式有何重大意义或可资解决何等问题。”[21]

以部分特征为本质，实际上就是以局部代替整体、以个性代替共性、以特殊代替普遍。论者在得出“本质”的结论后，再从“本质”出发，将与“本质”不符合的其他特征“改革”掉，即是“理念论”的全部思路!这其实是以事物的一部分特征为依据，去否定、取代事物的另一部分特征。这无异于管中窥豹，盲人摸象，只能误入歧途!这在检察权的研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主张行政权说的学者，一般先预设司法权的几个特征，如终局性、独立性、被动性等，而检察权只符合独立性这一个特点，不符合终局性、被动性其余两个特点，于是推导出检察权不是司法权，由于三权分法的非此即彼性，检察权只能是行政权，进而主要按行政权的要求作重构。既然只是行政权，独立性特点也不必保留了，司法职能、法律监督职能同样也应淡化、取消。这种纯粹思辨的方法论可以休矣!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


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伊春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伊政发〔2012〕3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林业局，省属、中属在伊行政机构，各事业单位，市政府各委、办、局：

　　新修订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十三届五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伊春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履行市政府法定职责，规范市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工作人员的工作程序和职务行为，加强市政府自身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依法行政，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以发展为上，民生为本，务实为先，律己为戒，努力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第三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依法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切实提高执行力。

第二章 市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第五条 市政府成员由市长、副市长（副管局长）、秘书长及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的主任和局长组成。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全面工作，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副市长（副管局长）、秘书长协助市长工作。市长外出期间，可委托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第六条 副市长（副管局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七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协助常务副市长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和市长授权的其他工作。副秘书长按分工协助市政府（林管局）对应领导处理有关工作和临时交办事项。

第八条 市政府组成部门（工作部门）实行主任、局长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市政府行使职能，组织实施市政府决定，落实市政府交办工作，对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负责，并向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报告工作。其中市监察局、市审计局在市长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督职能，对市政府负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九条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国家法律在本地区的正确实施，结合实际，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调节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

第十条 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一条 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高处理复杂局面和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十二条 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第十四条 市政府在决策中，要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要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注重政策导向，发挥政策集聚效应，确保决策取得实效。

第十五条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重要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调节、重大建设项目、重大资金使用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以及制发规范性文件，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需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还应提请市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

第十六条 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市民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十七条 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征询市人大、市政协意见，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市级离退休老干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十八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第十九条 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制发规范性文件或修改、废止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凡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和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省的方针政策；必须先行报经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签署意见。原则上部门不得单独或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具体承办。

第二十一条 各县（市）、区政府及市政府各部门实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处理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登记和审查工作。审查中发现县（市）、区政府和市政府相关部门规范性文件存在与上位法抵触或超越权限、违反程序的，应当责令修改或予以撤销。

第二十二条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市政府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依法受理、办理，并提出复议决定意见，报常务副市长审批、签发。经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议决的案件，常务副市长有异议的，应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三条 出现以市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和以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牵头组织办理，其他相关部门或机构、组织参与配合。

第二十四条 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第二十五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以及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经市保密机构审查需保密的外，应及时通过市政府网站和有关新闻媒体或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规定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七章 强化行政监督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八条 市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工作部门)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自觉接受市政协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严格按照《伊春市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工作规则》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并对办理结果予以及时答复。

第二十九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司法监督，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门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三十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处理结果。

第三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及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建立决策监督机制，加强政府内部决策执行情况的层级监督，对不执行或推诿、拖延执行市政府决定的单位及有关责任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进行问责。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决策及执行各环节的行为主体，违反规则做出错误决策或不执行、延误执行、擅自改变市政府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的，有关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五条 对在工作中因失职、渎职导致重大损失后果或引发过失性群体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要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提高行政效能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加强协调配合，维护政令统一，提高行政效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市政府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

第三十七条 市政府要注重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年初要依据上级工作部署和市委的总体工作安排以及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研究制定年度工作目标，确定工作重点，并对此进行任务分解和责任落实。各部门要按照市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目标责任，落实组织推进措施，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第三十八条 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属于分管范围内的由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负责；涉及跨分管范围的重点工作，原则上由一位副市长（副管局长）牵头负责，相关副市长（副管局长）配合；属于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由各部门主任、局长负责；涉及两个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牵头负责协调落实，相关部门配合。部门协调事项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可报请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或副市长（副管局长）进行协调。涉及两位以上副市长（副管局长）分管的工作事项，在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报请秘书长或常务副市长召开专项协调会议进行协调。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切实增强效率意识和服务意识，完善相关制度，简化办事程序，规范办事行为，加快办事节奏，提高办事效率。对涉及多个部门审批的事项，要实行领办、代办和会办制度。

第四十条 上级行政机关和市委部署的重要工作，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重点工作和市政府领导交办的重要事项要全部纳入督查范围，由市政府督查室列项督办，跟踪检查，确保落实。市政府部门及各县(市)、 区政府（林业局）对此要高度重视，认真办理，全力落实，并及时反馈办理进展情况和落实结果，确保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



第九章 议事类会议制度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议事决策类会议主要有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等。

第四十二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组成人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副秘书长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必要时，可邀请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列席会议。

市政府全体会议必须有市政府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到会方能举行。

其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讨论审定需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重要议案和报告；

（三）讨论和分析全市经济形势，通报、总结和部署市政府年度或阶段性工作。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至二次，必要时可由市长决定临时召开。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副管局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副秘书长及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市政府研究室负责人固定列席，其他部门、单位列席人员根据议题需要安排。必要时，可邀请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必须有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到会方能召开。

其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审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

（二）讨论通过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三）讨论议定报省政府及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重要报告、请示以及提请市委常委会和提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重要事项；

（四）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五）通报和讨论其他重大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上每月下旬召开一次，必要时由市长决定临时召开。　　

第四十四条 市长办公会议(包括现场办公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出席人员必须有市长、副市长（副管局长）、秘书长3人以上。根据议题内容可确定相关的副秘书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其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解决市政府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和专题事务；

（二）研究落实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决定事项；

（三）统筹安排全市性重大活动；

（四）其他需要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事项。

第四十五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收集报审、会议通知组织、纪要整理起草等会务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常务秘书室）全权负责。

第四十六条 拟提交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常务会议议定。拟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按下列要求提报审定：

（一）经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同意后送交市政府办公室。由市政府办公室收集汇总，报请秘书长和常务副市长审核，报市长审定。由常务副市长主持的办公会议议题，市政府办公室可直报常务副市长审定。

（二）市长和副市长（副管局长）在有关文件、报告等材料上签批或口头交待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审议的议题，由市政府办公室直接立项报审。

（三）紧急事项需立即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经市长同意后可直接安排上会。

（四）主提事项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不能到会的，该事项原则上不能上会。

（五）会议议题、时间、地点确定后，议题提报单位应在会前3个工作日内将议题材料送市政府办公室。

第四十七条 拟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审议研究事项，要坚持不形成成熟意见不上会的基本原则。主提部门事前必须对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考虑其可能给相关事项带来的影响和相关事项对其的影响，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审慎从事，戒粗忌急，确保所提事项提法准确、设定要求合法合规、组织落实现实可行；涉及两个以上部门（战线）的，主提部门事前必须采取会签、分别征求意见、召开会议协商等方式征求相关部门和市政府分管领导意见，必要时可提请秘书长协调，秘书长协调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常务副市长进行协调，取得基本一致意见后再提交会议讨论；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敏感事项，事前必须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评估和社会稳定风险预测，并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属涉民、涉法、涉规事项，事先必须报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否则不得提交会议讨论。

第四十八条 对提交会议议定事项，相关部门不仅在会前会商会签过程中要组织相关人员对此进行认真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在上会参加审议时，也必须指派熟悉议定事项所涉及相关业务、政策、法规，能判断所议事项中设定的相关要求、规定等合规性、准确性和可行性，可代表本部门发表意见的领导参会，如有不同意见，应在会上及时提出，一时把握不准或不便在会上阐明的，会后2日内要向市政府主持议事领导进行汇报说明（以便在会议纪要核发前适时对会议议定意见作出修正）。坚决杜绝会前会商走过场，会中讨论不表态，会后发现问题不及时汇报，执行中拿出相关文件规章条文，摆出种种困难，否定政府决定，梗阻政府决策执行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议定事项，由主持人视讨论情况作出最终决定。如持反对意见的人数较多，可暂缓决定，会后再行研究论证，协调意见，另行上会议定。

第五十条 市政府（林管局）领导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应向主持会议的市长或常务副市长请假。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和其他需要列席会议的人员不能参加会议的，需向秘书长请假，并由市政府办公室汇总后报告主持会议的市长或常务副市长。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副管局长）或秘书长组织召开，会议议题主要是专项协调处理决策和推进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有争议问题，研究落实推进工作的一些具体事项。参会人员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林管局）领导确定。会务及会议纪要整理和起草工作由主持会议领导的秘书负责。

第五十二条 市长碰头会议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各位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工作情况汇报，讨论研究市政府近期工作重点并做出安排部署。会务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

第五十三条 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或委员会、指挥部等议事协调机构的成员会议，由其组长（主任、总指挥）主持召开，会议的筹备组织、通知、记录、纪要整理起草等会务工作全部由其下设办公室负责。



第十章 非议事类会议管理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要严格控制非议事类会议。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涉及县（市）、区、局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承办部门应在年初向市政府办公室提出申请，并对会议内容、规模、形式、目的等相关情况作以说明，由市政府办公室审核汇总，提出意见，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或逐级报请秘书长、常务副市长、市长审定后，列出年度会议计划，下发通知予以公布。

未纳入年度会议计划而确需召开的全市性工作会议，须由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与常务副市长沟通同意后，再履行会议正常报批程序。

第五十五条 预定会议召开前，承办部门须提前5个工作日向市政府办公室提报会议筹备组织工作预案，填写《会议审批单》，经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审批后，由市政府办公室协调会议承办部门和相关部门、单位按照会议预案的职责分工共同落实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

第五十六条 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要尽量压缩规模，控制费用支出，力求节俭、便捷、高效。能合并召开的会议应合并召开，并尽可能少开现场会议，多开电视会议，一般会期不超过半天。市政府主要领导不出席会议发表讲话的，原则上不得要求县（市）、区、局主要领导参加。非大型综合性会议，原则上不配发纸质笔记本、书写笔和材料袋；不印发上级会议传达提纲及其他无印发必要的材料；不统一安排食宿。

第五十七条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会议通知要求，派员参加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指定参会人员（特别是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遇有特殊情况不能参会的，必须按要求向市政府领导请假，经批准同意后方可派员代替参会，否则将视为无故缺席会议，予以通报批评。

第五十八条 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属本系统范围的业务性会议不得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不得要求或邀请各县(市)、区、局行政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



第十一章 公文运行管理



第五十九条 市政府办公室负责统一处理和承办各类公文(含电报)；负责协助市政府领导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公文。

第六十条 报请市政府审批的公文，应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统一报送市政府办公室登记处理。除市政府领导直接交办事项或紧急重大事项外，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个人报送公文，否则市政府办公室对其不予纳入正常公文运行管理。

第六十一条 报送请示性公文，应一文一事，不得多头主送，非特殊情况不得越级行文。

第六十二条 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市)、区、局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按照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送常务副市长、市长审批。

第六十三条 对各县（市）、区、局，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在阅批时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要有明确的办理意见。

第六十四条 对各部门、单位请示的事项，承办部门应按交办要求时限及时办理，平件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急件2个工作日内办结；特急件即到即办，一般应当日办结。在期限内答复不了的，要及时回告。

第六十五条 办理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并存有意见分歧时，主办部门负责牵头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报请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报常务副市长裁定。

第六十六条 公文签发权限。

（一）市政府发布决定、命令、通告和以市政府文件向省政府上报的请示、报告，以及提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议案，由市长签发。

（二）以市政府文件制发的下行公文由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或秘书长审核会签，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涉及几位副市长（副管局长）分管工作的文件，经各位副市长（副管局长）审核会签后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其中属于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议定或需例行批准手续的公文，可经秘书长审核后由市长授权的分管副市长签发。

（三）以市政府函件报送省政府部门的文件，由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或秘书长审核签发。

（四）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定的公文，一般由分管副市长或秘书长签发；涉及面广和涉及事项比较重要的，经分管副市长或秘书长审核会签后由常务副市长签发。属于市政府日常办公事务方面的，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签发。

（五）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与不相隶属的平行机关联合发文时，应经有关机关负责人会签后，按上述权限送领导签发。

（六）会议纪要由市政府主持议事领导签发。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经秘书长审核会签后报市长签发，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必要的可前加议题涉及副市长会签程序。

第六十七条 审批公文，主批人应当签署明确意见、姓名和日期，其他审批人圈阅视为同意。

第六十八条 审签公文必须使用黑色墨水笔（包括中性笔）签批，不可用铅笔或油性圆珠笔签批。

第六十九条 急件、特急件应随报随签，其他件审签时间一般不超过2个工作日。

第七十条 拟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公文，由市政府相关部门代拟文稿。代拟文稿形成后，填写《拟发公文申报单》，经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报市政府办公室履行发文程序。内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特别是给其他部门提出要求、指派工作任务的，主办部门事前必须履行会商会签程序，未经本部门领导把关签字和需其他部门会签而未履行会签程序征得相关部门同意，不得送市政府办公室履行发文程序，否则一律退回，重新履行正常审核程序。

第七十一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按程序报审拟发公文，原则上不得将拟发公文直报市政府领导。拟发公文涉及事项确需事先向市政府分管领导请示、汇报的，可在履行公文报审程序前另印文稿进行。除特殊紧急情况外，未经市政府办公室审核的公文代拟稿，市政府领导不予签发。

规则、制度、规划、决定等重要文件，原则上要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再行核发。

第七十二条 拟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涉民、涉法、涉规的规范性文件，代拟文稿需先报请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同意后，附起草说明、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送交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审核通过后，可以市政府办公室文件印发的，直接送市政府办公室履行发文程序；需以市政府文件印发的，应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再送市政府办公室履行发文程序。文件发布后15日内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报省政府和市人大备案。

第七十三条 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办公室的拟发公文稿，必须慎重对待，认真研究，严格把关，确保质量。凡属不应以市政府（林管局）或市政府办公室（林管局办公室）名义行文的，照抄照搬上级文件而无发文必要的，内容与现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相悖的，一律退回，不予核发；属结构混乱、条理不清、表述不明的，一律退回，重新起草。

第七十四条 严格控制公文规格和发文数量。可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的，不以市政府名义发文；可以部门名义发文的，不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可发函件的，不发正式公文；可用领导批示复印件或口头、电话答复的，不发公文。属于政策性较强或涉及全市重要工作，需要请示市政府同意的事项，按规定程序报经审定后，由职能部门冠以“经市政府同意”字样，自行发文。



第十二章 公务活动管理



第七十五条 市政府领导按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出席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举办的论坛和节庆活动等公务活动。

第七十六条 上级机关、外埠城市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在伊举办重要社会活动和节庆活动，通知或邀请市政府领导出席时，由市政府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经秘书长审定后做出安排。

第七十七条 外埠地市由市长（专员）带队组团来伊访问考察的，由市长会见，并由市长或副市长陪同参加相关活动。副市长（副专员）带队的，原则上由市长会见，有关副市长陪同参加相关活动。其他团组专程来伊访问考察的，由市政府办公室或市接待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报请秘书长审定后做出安排。具体接待方案统一由市接待部门及有关对口单位共同研究制定，报市政府领导审定。

第七十八条 国家领导人和非政府系统的省部级领导来伊视察，市政府领导按市委统一安排参加接待陪同。上级行政机关正副省部级领导来伊视察、调研或检查工作，由市长、有关副市长（副管局长）和秘书长接待陪同，市长汇报工作；司厅局长来伊调研考察或检查工作，一般由市长和有关副市长、秘书长接待陪同，有关副市长（副管局长）汇报工作；副司厅局长来伊考察调研、检查工作，或处级干部代表上级行政机关带队来伊检查工作，一般由有关副市长（副管局长）或副秘书长接待，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并陪同检查。

第七十九条 上级人大、政协和本级人大、政协组织的代表、委员视察、调研活动，需市政府领导汇报、陪同的，由市政府办公室根据市人大或市政协的意见提出拟办意见，报秘书长或常务副市长审定后做出安排。

第八十条 市政府各部门涉及外事、侨务、台务的接待事项，需要市政府领导出席的，应先将接待计划报业务主管部门审核，由主管部门把关统筹，提出安排意见，报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或秘书长审定。

第八十一条 市政府领导及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出国(境)，由市外侨办按现行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规定办理。市政府系统正处级以上领导出国(境)，报市长审批，其他人员出国（境），由常务副市长审批。

第八十二条 市政府领导接受境内新闻记者采访，其协调、安排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和新闻办负责；接受境外新闻记者采访，事前由市外侨办或台办与新闻办按有关规定把关，提出意见送市政府办公室协调。采访的组织工作由有关单位负责。

第十三章 作风纪律约束



第八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本机关、本部门班子和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

第八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要求认真办理，按时完成；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等行政不作为行为贻误工作，造成较大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

第八十五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第八十六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八十七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第八十八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按组织程序向市政府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报请市政府同意。

第八十九条 市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第九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以及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

第九十一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不断加强经济、科技、法律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路子，丰富新经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

第九十二条 市政府领导要坚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吃请，不收礼。基层单位负责人不得出城区迎送。

第九十三条 市政府领导除出席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的公务活动外，原则上不出席部门、单位召开的业务会议以及各地、各单位的剪彩、庆典等事务性活动。

第九十四条 市政府领导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十五条 要严格执行重大事件请示报告制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各县（市）、区、局及有关部门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处置的同时，要立即向市政府政务值班室和相关领导报告，必要时可直接向市长报告。无法准确报告详细情况的，可利用电话方式先行初报，再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理情况，分阶段续报，直至事件处理完毕。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行为发生。

第九十六条 市直部门向省直对口部门报送紧急重大信息，必须与市政府政务值班室沟通，并经市政府领导签批后，方可上报。严禁擅自单独上报或多口径乱报。

第九十七条 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副市长（副管局长）、秘书长以及各县（市）、区、局行政主要负责人外出，应事先报请市长同意，并告知市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应事先向分管副市长（副管局长）请假，并告知市政府办公室。

各县（市）、区、局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须提前3天以书面形式向市政府请假（内容应包括出发时间、去向、事由、返回时间等），经市政府相关领导批准后方可外出。因紧急事项临时外出时，要及时电话报告。原则上副市长（副管局长）与分管副秘书长不得同时离伊外出。外出返回后，应及时向准假领导报告销假，并告知市政府办公室。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九十八条 市政府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第九十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伊春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伊政发〔2008〕1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