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将赠与的撤销明确区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并对任意撤销的行使及限制,法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规定。法律确立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对平衡受赠双方利益,最大程度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

　　一、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内涵释义

　　赠与,谓因当事人之一方,以自己之财产为无偿给与他人之意思表示,经他方允受而生效力之契约。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所以,赠与合同本身是一种契约,须双方达成合意才可成立。从赠与合同的性质来看,赠与合同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然而,作为一种单务合同,在赠与关系中,仅有赠与人负担给付的义务,而无受赠人承担相应对价的义务。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基于自己的意思而撤销赠与。《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在关于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学界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持诺成合同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与传统观念和司法实务作为实践合同有质的差别。其理由大致为,合同法没有像保管合同那样将赠与合同明文规定为实践合同,也没有将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司法解释精神纳入。依据《合同法》第25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及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赠与合同采纳了诺成合同说。而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对于赠与合同性质的规定,既不同于德国、日本民法的有关规定,也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折衷方式以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有人认为,目前一些人将我国赠与合同解释为实践合同,是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而又没有考虑立法者在赠与合同上的划分。德国民法并非将合同划分为书面赠与合同与口头赠与合同,而是将赠与合同划分为:(1)普通赠与合同(包括一般书面赠与合同和口头赠与合同);(2)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3)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将普通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将后二者规定为诺成合同。

　　二、我国任意撤销权存在问题

　　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任意撤销权与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相冲突。我国《合同法》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了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合同没有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其应对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而受到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缔约过失责任做了规定。而赠与合同中,立法者为了维护赠与合同中无偿赠与人的权益赋予其任意撤销权,使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没有移转之前,有权单方撤销赠与使合同关系解除,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可见,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忽略了对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付出的成本损失的维护,这与《合同法》对信赖利益的规定相冲突。

　　(二)任意撤销权缺少对受赠人权益的保护。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只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人则只享有要求赠与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立法者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制度。而大多情况下,受赠人需要给予赠与人一定的方便,从而使赠与人获得无法衡量的利益回报,此时受赠人的付出是无法以简单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法律应当考虑赋予受赠人相应地撤销权。虽然受赠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很小,但法律不能因此就忽视对受赠人权益的维护。

　　(三)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不协调。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与此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行使条件不同。法定撤销权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而任意撤销权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定事由,赠与人可以任意行使。其次,二者的行使时间不同。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一般是在赠与物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行使。再次,权利主体不同。法定撤销权是由赠与人和赠与人的继承权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一般是由赠与人行使。

　　(四)任意撤销权行使期间限制缺失。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没有除斥期间的规定,这就使赠与合同因为赠与人长期不行使任意撤销权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交易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不利的影响,对法院等部门正确处理纠纷、作出判决也增加了难度。

　　三、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完善

　　(一)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单方撤销赠与合同后只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赠与人要赔偿受赠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所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的支出、准备履行过程中的支出等费用。关于赠与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应包括三方面:首先,一方缔约人有过错,此种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一般情况下的过错缔约人是指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当受赠人有过错时,赠与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是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其次,缔约过失责任是由于赠与人的行为导致赠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由于赠与合同是无偿的,法律更加注重对赠与人权益的维护。最后,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还需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所以在没有损害事实时,是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因为此时受赠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减少,赠与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二)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408条也规定:“赠与物之权利未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可见,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明确规定了任意撤销权是赠与人的权利,排除了受赠人的适用。这是法律对无偿赠与人权利保护侧重的结果,但是这种是否完全合理却值得商榷。而《日本民法典》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进行的赠与,各当事人可撤销。但已履行的部分,不在此限。”所以,本文建议吸取日本法的规定,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赠与合同虽说是赠与人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合同,但我们不能排除受赠人在赠与合同订立之后可能产生不接受赠与的情况,法律不能一味地保护赠与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受赠人的权益,故本文认为法律应当赋予受赠人一定条件下撤销权,使其权利也能得到很好地维护。

　　(三)明确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责任。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后应当承担相应地责任。因根据民法相关规定,只有在当事人有实际的损失存在时,才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物转移之前,其财产权利是属于赠与人享有的,受赠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所以赠与物在转移之前毁损灭失,原则上不会对受赠人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没有实际损失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让赠与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与基础。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侵权的首要条件就是看是否存在损害事实。但若按照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赠与人的责任,对受赠人来说未免有失公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无偿赠与人承担的给付义务是没有对价的,当一定事由发生时行使任意撤销权是不存在过错的,而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作出的一定行为也是无过错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平衡受赠人与赠与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明确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依法约定的对于某种权利所预定的存续期间,又称预定期间 。由于可撤销的合同往往只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等问题,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接受这一合同的结果,这种合同就是有效地。但如果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人长时间地不行使撤销权,就会使赠与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又不利于交易地进行,同时也使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是否准予撤销赠与合同这类纠纷时,由于合同订立时间过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故赠与人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即需要规定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合同法应就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规定的更为详细些,因为在合同成立后财产权利转移前可能有较长的时间,受赠人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做好了接受赠与的准备,不应让受赠人期待太久而使其信赖利益落空,所以应仿效法定撤销权一样规定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当我们讲司法公正时，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探讨同一个问题：是实体重于程序还是程序重于实体。笔者认为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二者应为并重。在刑事审判中，我们审结的绝大部分刑事案件，已基本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但有些案件在程序上依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实务操作上的失误。从审理案件的审判员到对法律知之甚少的老百姓，大家都认为程序只是一个形式，实体的公正才是法律追求的真正目的，但是笔者认为在总结审判经验偏差和失误的基础上，为提高司法水平，保障司法公正，特别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更应该重视程序公正。现笔者就几个程序上的问题谈几点个人观点。
　　一、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给予充分的程序上的保护。就公诉案件而言，审判实务中往往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同时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检察院起诉时已依法告知被害人有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并已向法院提供了被害人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及详细住址，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力行公事告知其有继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后，只要被害人明确表示不再提起，法院在案件审理的以后阶段便不会在有涉及被害人的程序，更别说传唤被害人参加诉讼。实践中有观点认为，被害人没有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传唤其参加刑事诉讼意义不大，即使被害人不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法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重打击轻保护”的认识观念。众所周知，刑事审判的基本任务除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法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整体和谐。事实上，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着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但有获得经济赔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的谴责、惩罚的强烈要求。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单单是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做以判定，其实也是对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给以最终的回答；而且，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报应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参与诉讼的过程，影响裁判结果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诉讼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理的平衡，减少上访案件的发生；况且，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拥有许多与被告人相对应的诉讼权利。有些审判员认为被害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讼当事人，虽然嘴上仍称之为被害人，但是心目中早把他跟一般意义上的证人相等同。将法律概念予以混淆。其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被害人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和相对应的诉讼权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任何无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认识和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应当及时给予纠正。
　　二、检察院要求撤诉，法院应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裁定。我们在实务操作上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就是公诉案件开庭审理后，在判决宣告前，公诉机关以被告人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向法院提交了《撤诉决定书》，对此，合议庭对撤诉要求是否同意，既无合议意见，也不做出是否准许其撤诉的裁定，而是很随便的将案卷还回检察院即告“结案”，在年底归档卷宗的时候案件就简单的没有了。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做法。这种做法与现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是不能一致的。是对撤诉问题在认识上存在的严重偏差。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检察院“决定撤诉”，而案件是检察机关“告”的，法院就应将案卷退回检察院，不再继续审理本案。此案应直接了结。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第353条第4款规定，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可见，检察院有权要求撤回起诉，但最终是否准许撤诉，应由受诉法院审查并作出裁定结案。检察院对此仅仅是有权“要求”，而无最终“决定”权。最终决定者应该是合议庭或是审判员。这是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所决定的。因此，实践中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合议庭对检察院的撤诉要求应行使审查权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进行合议，在合议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准许撤诉或者不准许撤诉的裁定。审查一般注重两项内容：一是撤诉申请应在判决宣告前提出。二是存在法律规定的三种撤诉理由。
　　关于撤诉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即庭审结束后判决宣告前，法院是否可书面建议检察院撤诉？笔者认为，庭审结束后，法院不宜建议检察院撤诉。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刑事审判程序中，一审法院对检察院有两项建议权。其一是建议补充侦查。即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其二为建议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即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如检察院不同意，人民法院应当就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最后的裁判。《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法院应当或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建议检察院撤诉。相反，《刑诉法》第162条明确规定，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如果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作出无罪判决；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刑诉法》第162条的规定，实际上吸收了“无罪推定”中的合理因素，对于疑罪的处理，一律按无罪判决。法院如果建议检察机关撤诉的话，无疑是将其判断去影响检察机关的意志，将两者的职能弄得混乱不堪，不利于更好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
　　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是人民法院的义务，这一细节也不应忽视。实务上存在的问题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只要是律师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法院很少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其结果是审判人员、公诉人和诉讼参与人与被告人无法当面听取证人证言，更谈不上对证人进行询问、质证。使询问、质证仅成为一个过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审判人员不了解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不重视证人出庭作证。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在卷宗中已有具体内容记载，一目了然，再通知其出庭作证就是多此一举，浪费人力物力。这种认识，已经越来越被认识到是极其错误的。其一，法律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查实，即查证属实，指证人必须亲自出庭，接受控诉、辩护双方的询问、质证，并听取各方的证人证言。如果不通知证人到庭，则难以对证人证言查证属实。其二，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是由法庭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法庭审案的任务，是审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全面听取各方对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的意见，为作出正确判决奠定基础。法庭调查是法庭审理的中心环节，是对被告人做出最后判决的重要依据。对证人进行询问和质证，是查明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有效方法。其实，法庭调查进行得是否充分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有关证人的质证和询问。
　　上述三种情形，是我们经常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刑事审判方面存在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的程序性问题。从总体意义上讲，笔者认为问题成因主要是：一是司法理念不强，不能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的应用于审判实践中去；二是法官的业务水平较低，对法律的掌握还处于想当然的意识中；三是部分法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特别是在案件数量多，难度大的情况下，往往更加忽略以上问题；四是案件外原因，“人情关系”的干扰等社会不正当现象的存在。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反思，坚决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和实务操作上的失误。要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特别在刑事审判领域，关乎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程序公正都不能保证的话，又怎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公正呢？故对于程序问题，不论大小都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